“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分别指代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几乎省略了审美对象的一切具象的信息，精练到了极致，却能赋予审美对象以最大的容量和生活空间，在与受众审美期待的暗合中，更具有大众化、普泛化的意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逐渐形成的、高度发达的抽象审美判断模式，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常常通过移情于“第三者”实现审美的“增价”，来显现强烈的审美效应。其中的“第三者”，甚至超越了“类”的区别。先前，无论是宋玉赋中“东邻之子”的“惑阳城，迷下蔡”，还是李延年歌中“李夫人”的“倾人城”、“倾人国”，所感知“美”者，均是同类的“人”；而此时，对于“鱼”“雁”“月”“花”“蜻蜓”等自然物来说，从生活逻辑上讲是无法感知“人”的美的，所谓“王嫱西施，人见则喜，猿见则悲”，正足见这种描写艺术的逐渐完善和成熟。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许多女性形象，城边的静女、月下的姣人、劳动中的少女、出嫁的妇人等。其中，对女性美的描写，最具代表性的，是卫风中的《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写庄姜之美，对她的手、肤、颈、齿、额、眉、目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摹，参照的全是自然界中的物象，春天的嫩茅，凝结的油脂，天牛的幼虫，排列整齐的瓠瓜籽粒，螓、蛾等。豳风中的《七月》，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兮，其黄且陨”来比类少女青春的华美与婚嫁后的色衰爱弛，其中“桑之未落”和“桑之落兮”，喻体本身也均为自然植物。

　　其他，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用鲜艳的桃花来比拟少女的容颜；“月出佼兮，佼人廖兮”，用朗月比喻女子皎好的脸庞；“有女如玉”，以玉石喻女；“有女如荼”，以荼比喻女子其中的喻体，无不是自然界中的花草名物。

　　分析这一阶段诗中对女性美描写的特点和原因，主要是这个时期处在中华文明之初，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人们对自然及自身的认识是有限的，人们的思维、人们对审美的体验和把握无不停留在初始的童年时期，就是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举目所见，触类所及，“惟自然也”，花、石、草、木、鸟、兽、虫、鱼、日、月、星、辰等，正如《易传？系辞》所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类万物之情。”

　　因此，他们的审美参照、审美体验、审美表达，也必然借助这些最深印象的记忆去具象地再现。而此时这种比物联类的关于女性美的描写，不过是一种最简单的概念置换，尚不具备任何的语言思维方面的推理、判断，因此也不具备任何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也正因如此，这种描写，才显得那样的远荒、古朴、纯真和原始，几乎是宁静和谐的“天籁之音”，而显得“大意雍容”，因此，也才显得“不淫”和“无邪”。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人”的一部分还停留在自然状态，与自然一体，是所谓的“自然之子”；物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对象，而是人生命世界中不可分割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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