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敬佩的，也很赞同他在经济上的一些手段，只是在具体到基层的一些做法上面，显然叶开更为了解。
“其实国企改革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洪正同志说道，“在84年的时候，就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当时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到了87年底，全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央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
“虽然承包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洪正同志说道，“所以到了前年，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去年之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而且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不过到了现在，大家就发现，光是企业内部转制，也解决不了问题。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洪正同志似乎是在给叶开将这些事情的根源，也像是在为自己打气，“对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比如说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叶开很认真地听着，因为这些东西，只有他们这些领导人讲起来，才会让你明白，当时的情况有多么复杂，他们要买面对的压力有多么繁重。
“有一点，我是要说的，那就是，我们在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让这里的人民过得更加富足等方面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洪正同志非常坚定地对叶开说道，“所以，叶开，我支持你在凌钢问题上的做法，也希望你的设想，能够为国企改制增添有益的补充。”
叶开听了洪正同志的话之后，心情也变得比较激荡起来。
他站了起来，很庄重地向洪正同志行了个礼，然后保证道，“一定不负洪副总理所托。”
放下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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