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公元前45年2月中旬女儿图利娅去世，公元前45年3月初，西塞罗写下《论安慰》（Conrofationes），此文今已失散。指从公元前46年末至公元前44年3月恺撒被刺后西塞罗重返罗马之前的三年。

　　他的生活似乎已成为一个哲学家的生活。他几乎不重视每天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函，他已经是那个永恒的精神王国的公民，而不再是被恺撒的独裁统治篡权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这位人世间法律的导师终于明白了每一个献身于社会的人最后必定会知晓的苦楚奥秘：一个人从不可能长期捍卫民众的自由，而始终只能捍卫自己的、内心的自由。

　　西塞罗——这位世界的公民、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就这样在远离——如他自己所说，是彻底远离——世俗的和政治的喧嚣之中度过了一个天赐福分的夏天、一个创作丰硕的秋天和一个震撼意大利的冬天。他几乎不注意来自罗马的消息和信函，他对一场不再需要他作为参与者的博弈漠不关心。他似乎已完全沉浸在一个文人追慕名声的欲望之中，他只愿意自己是一个灵感世界的公民，而不再是腐败、险恶、卑躬屈膝于暴政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直到三月某一天的中午，一名满身灰尘、气喘吁吁的使者急急匆匆走进他的寓所，使者刚刚报告完这个消息：独裁者恺撒已在元老院的会堂被刺死，使者就屈膝倒在地上了。

　　指公元前44年1月至3月共和派分子密谋要刺杀恺撒的活动。西塞罗本人并不知道要刺杀恺撒的密谋。主谋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不想吸收西塞罗参与他们的计划，因为他们觉得他优柔寡断且年事已高。

　　西塞罗顿时脸色煞白。几星期前，他还曾和这位慷慨大度的胜利者坐在同一桌宴席旁呢。西塞罗固然曾十分憎恨地反对过这位才能出众的危险人物，也曾深怀疑虑地观望着他所取得的各种军事上的胜利，但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却始终不得不钦佩这位唯一值得敬仰的政敌所具有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内在的自信和人性。不过，尽管恺撒本人极其厌恶所有的谋杀者们都要为自己编造一个虚假的理由，难道他不正是由于自己的种种优秀之处和旷世的业绩才遭遇到这种最该诅咒的谋杀——“弑杀国父”的谋杀吗？同样，难道他不正是由于自己的天才而成了罗马人的自由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危险吗？要是说，这样一个人物的死很可能会令人惋惜，那么，这次密谋行动的成功却很可能会促使最神圣的事业取得胜利哩，因为现在恺撒死了，罗马共和国可能会再度新生：自由的理念——最最崇高的理念可能会由于他的死而获得胜利。

　　这样一想，西塞罗也就克服了自己最初的惊愕。他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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